邓小平第三次回国后，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很多人认为他最大的贡献是推动改革开放，但事实上，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，如何修复“文革”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才是最紧迫的任务。纠正文革乱象后，如何评价毛泽东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。邓小平和新一代领导集体必须面对这个问题。毛主席的地位和贡献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。如何做出公正评价，不仅关系到党的团结，也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。由于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，社会上对于毛泽东的分析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。特别是在“两个凡是”的背景下，邓小平号召大家客观理性地看待毛泽东。他当时给出了分析：“成绩第一，错误第二”。这一分析得到了党和群众的广泛认可，但也有人认为邓小平的分析显得过于轻率。为什么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时总是把“功”字写上？邓小平本人也深知文化大革命的痛苦。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，对毛泽东的错误深有体会。但他明白，这个分析不仅仅是关于毛泽东的结论，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团结和前途。邓小平知道，过多地排斥毛泽东，容易造成混乱。苏联的经历给了他深刻的教训：从赫鲁晓夫时代到戈尔巴乔夫时代，对苏联斯大林、列宁的分析不断走下坡路，最终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和灾难。邓小平担心对毛泽东的过度批评可能会在中国带来类似的后果。因此，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，关系到党的团结稳定和国家的前途。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严重历史问题。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他对毛泽东的指导性分析中。他曾澄清：“正确审视毛泽东，就是要消除林彪四人帮思想对毛泽东的误解，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画出来，目的是使全党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轨上来。”邓小平接着说，毛泽东的错误并不全是他个人的责任。当时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支持一些错误的决定，许多重要的决定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做出的。比如大跃进的时候，很多人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很多决策失误。是集体错误。他还指出，毛泽东的错误与体制密切相关。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，党内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一制度逐渐弱化，党内民主逐渐失常，形成严重的家长作风现象。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导人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些制度缺陷，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邓小平还传达了重要的一点：领导人也是人，每个人都容易犯错误。一个革命领袖如果没有缺点、没有错误，他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。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。因此，毛泽东固然是不可或缺的领导人，但我们不能捍卫他。只有客观地看待毛泽东，我们才能理解他在晚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更好地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慢慢站稳脚跟的。在邓小平指导下，《历史性决议》对毛泽东进行了全面、客观的分析：“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、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、理论家，他在文化成就时代虽然犯了严重错误，但他的错误是他为党、人民解放军、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贡献。” 接受外国记者采访：“今后的工作我们还是要跟着毛泽东走，‘去毛化’的企图注定会失败。因此，邓小平坚持追随毛泽东‘功大于过’”